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价值追求与道义引领

陈向阳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特别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价值诉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大格局与大担当，折射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价值观格局的此消彼长，即西方大国的话语霸权逐渐式微、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话语权不断增强。面对世界动荡变革期，中国将内外兼修、迎难而上，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

习近平主席在关键时刻提出并在重要场合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大国担当和塑造引领。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引用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名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而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并首次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出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2021年10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应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提出应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加强对外工作顶层设计，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战略谋划，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决议》还将“坚持胸怀天下”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强调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人类进步的一边。

由此可见，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提出来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理念指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鲜明旗帜，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之如影随形、密不可分、息息相关。

二

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涵丰富，特征鲜明、优势明显。全人类共同价值这篇“大文章”包括六个关键词，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个关键词可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均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和平与发展，这是作为世界层面的时代主题，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的前提条件，关乎各国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因为没有和平与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后两部分都将难以保障，也因此排在最前面。

二是公平与正义，涵盖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国际层面即国际法原则与国际关系准则，如包含各国主权平等的《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内层面则是强调包容发展与法治保障，包括各国治理体系的强弱与治理能力的高低。

三是民主与自由，亦涵盖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国际层面即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民主、自由更多则是体现在国内层面，包括对权力的制约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对此维护话语霸权与强势地位，即其所谓的“普世价值”与多党制、普选制、个人自由等，不仅唯我独尊，还对外输出，将其作为对外扩张、渗透、干涉的工具。中国则主张民主的多样性和自由的相对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包括以人民代表大会为载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政协为代表的多党合作与“协商民主”，坚持自由与责任并重，走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包括民主、自由也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自信与开放包容，和对民主、自由话语权的主动争取，即民主、自由绝非西方的专利，也没有统一的模版，各国都有权追求和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民主、自由。

对比西方片面强调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及其虚伪霸道的“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四个鲜明特征和比较优势：一是内涵的丰富性与价值要素的充分性、完整性、全面性，涵盖国际与国内，兼顾了前提条件、治理诉求、个体权利三方面；二是内涵的合理性、共识性、普遍性、广泛性，超越了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与南北方不同的发展程度，体现了世界各国的最大公约数；三是逻辑的系统性、严谨性，如六个要素之间、三个部分之间；四是实施和操作的务实性、可行性、可持续性，是真正致力于各国与世界的长治久安。

三

全人类共同价值兼收并蓄，弘扬共同价值任重道远。全人类共同价值绝非无源之水，而是具有深厚的思想底蕴，既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博采众长之作，也是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兼济天下的公共产品，包括五个来源：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以和为贵”的和平、注重民生的发展、主持公道的公平、“以义为先”的正义、“民为邦本”的民主、“道法自然”的自由；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法律思想；三是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四是当代国际关系准则与国际法原则，如主权平等；五是从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受到启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12个要素、三个层面，即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体现，前者六个要素中的三个（公平、民主、自由）与后者相同或近似，体现了中国在价值观上高度的内外一致性。

中国提出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时代意义，这一兼收并蓄的中国智慧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言发声，而且对西方扭曲的价值观及其霸道的“价值观外交”进行了有力地纠偏，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引领。与此同时，作为国际价值观格局中的新生事物，作为中国提出的价值理念，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是西方在价值观上目前仍然占据强势地位，世界价值观力量对比仍然“西强中弱”，西方尽管风光不再但却不甘失势，其“傲慢与偏见”依旧，继续顽固阻挠中国提出的新倡议新理念，竭力维护话语霸权；二是在和平与发展方面，近年来美国一味强化“大国竞争”，着力遏制打压中国与俄罗斯，当前更是利用乌克兰危机一再制裁俄罗斯，同时还以所谓“印太战略”极力围堵中国，并在高科技领域加紧构筑“小院高墙”，加之全球新冠疫情反复延宕，致使大国战略竞争加剧、“逆全球化”甚嚣尘上、和平与发展备受冲击；三是在公平与正义方面，西方企图维持国际体系主导权，美国顽固推行本国优先、大搞团团伙伙的伪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备受侵蚀，国际关系民主化殊为不易；四是在民主与自由方面，美西方罔顾自身民主自由退化僵化，企图继续垄断话语权，固执冷战思维，大搞唯我独尊，推行价值观外交，策划所谓“民主峰会”，蓄意挑起意识形态对抗、分裂国际社会。

四

多管齐下、激浊扬清，行稳致远、塑造引领。一是理直气壮，继续在联合国、金砖合作、上合组织、G20等国际多边场合提倡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动占据道义制高点，不断增强中国话语权和软实力，持续传递进步正能量。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推进，新兴大国与西方大国的战略博弈更趋激烈，话语权与价值观竞争更为突出，加之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更显紧迫、正当其时。

二是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内外兼修。行胜于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既要说、更要做，既要对外践行、也要对内落实。中国将对内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不断彰显社会公平正义；对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三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密不可分、始终相伴，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引领，也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之中，即政治上持久和平、安全上普遍安全、经济上共同繁荣、文化上开放包容、生态上清洁美丽。对外要反复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也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

四是统筹内外两个大局，对外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倡导“全球安全观”“包容发展观”，推广“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此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其中，“全球安全观”致力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篇”和“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和促进全球安全治理上的体现。

五是加强国际传播，对外主动发声，讲好弘扬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如共建“一带一路”、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与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开展扶贫脱贫的国际交流与对外援助、对乌克兰危机等地区热点坚持劝和促谈等，有效塑造负责任大国与大党形象，唱响“中国贡献论”。

六是加强理论研究，进一步阐释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逻辑与渊源，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本质区别。

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7期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专题研讨栏目。现代院微信公众号现推出此文（无注释版，文章内容及文字均以正式出版期刊为准），以飨读者。